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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史”绘就的文化地图

□ 朱美禄

2023年11月25日 11:01:05 编辑:

唐人孟棨《本事诗》中说,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不仅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还以其一生旅行所著诗歌,成就了一幅堪称“苦旅”的文化地图。

杜陵诗卷是图经

盛唐时期,海晏河清,诗人也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受时代风气影响,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由于少作不存,从杜甫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来看,他去过阖闾墓、剑池和泰伯庙等很多地方。开元二十四年,杜甫又开始了历时五年的齐赵之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其间,杜甫写的《望岳》一诗,是他存留至今最早的作品之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既有力凸显了泰山的高峻,也寄寓着诗人对美好未来的期望。绵延在成都西边的岷山,又被称为“西山”“西岭”“雪岭”等,寓居成都草堂期间,杜甫诗作对此山常有提及,如“西山白雪三城戍”“窗含西岭千秋雪”“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等,西山成了杜甫万里他乡的一处坐标。流落夔州期间,杜甫写的《瞿唐怀古》诗道:“西南万壑注,勍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诗句体现了瞿塘峡奇伟险峭、江水奔注的特点,与他处山水绝无雷同。晚年漂泊荆湘,杜甫作《登岳阳楼》,诗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道出了洞庭湖的地理信息,呈现了洞庭湖的地理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由秦州赴同谷和由同谷赴成都路上所作的两组诗歌,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旅行路线的山川地理特征。这两组诗歌各十二首,第一组以《发秦州》为首篇,题下自注:“乾元二年(759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其余各篇依次是《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石龛》《龙门镇》《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第二组以《发同谷县》为首篇,题下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纪行。”其余各篇依次是《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西晋张载在《剑阁铭》中说,入蜀之道“穷地之险,极路之峻”。李白也曾写过《蜀道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杜甫为生活所迫,硬是用双脚一步步走完了入蜀的崎岖长途。将这两组诗歌的篇名按顺序连缀起来,杜甫的行迹班班可考;细读这些诗歌,千里山川的地理特征也很鲜明。难怪南宋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也就是地图和文字兼有的地方志。

讲论风俗待陈诗

天宝三载(744年)秋,杜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杜甫对宋州的街市繁华与游侠风气印象深刻。“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诗中一诺千金、快意恩仇的侠客形象虽然模糊,却把游侠风气铺陈得淋漓尽致。流落秦州期间,杜甫《寓目》一诗对秦州典型的物产、气候与人物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写物产之异;“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写地气之殊;而“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则是写人性之强悍和当地的尚武风气。秦州是胡汉杂处之地,披文入情,不难看出文字背后蕴含着诗人的隐忧。

杜甫滞留夔州大约有两年时间,在对夔州土著生活深入了解后,写了《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道,“家家养乌龟,顿顿食黄鱼”,“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这几句诗所反映的奇风异俗,作为地方性知识太过冷僻,历来为读者所不解。有人说“乌鬼”是猪,有人说是鸬鹚,又有人说“养乌鬼”就是供事乌蛮鬼,可谓众说纷纭。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中引他人之说:“楚峡之间事乌为神,所谓神鸦是也。故元微之有诗云:‘病赛乌称鬼,巫占瓦代龟。’盖养乌龟,食黄鱼,自是两义,皆记巴中之风俗也。”至于“畬田费火耕”,仇兆鳌引《史记·货殖列传》注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楚俗烧榛种田,谓之火耕。”这两首诗虽然是为遣闷而作,但对夔州土著的生活习俗有生动形象的反映。

杜甫漂泊的过程,其实也是“天路看殊俗”的过程。对于他乡习俗,杜甫有时感到“异俗吁可怪”;有时感到“天涯风俗自相亲”。究其原因,与当地人情、作者心境以及文化落差都有关系。当地人情浇薄,作者心境欠佳,文化差异较大时,杜甫就感到“异俗吁可怪”;当地人情淳厚,作者心境佳好,文化差异较小时,杜甫便感到“天涯风俗自相亲”。杜甫诗歌具有“诗史”特质,“讲论风俗待陈诗”这一说法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不管对他乡风俗感觉如何,杜甫都进行了生动再现,为我们考察地域风俗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有怀胜迹增惆怅

文化胜迹,既是凝固的历史,也是重要的地理标志。对于路途上的文化胜迹,热衷于“侧身天地更怀古”的杜甫,从不放弃拜谒的机会,并对相关历史人物深情吟咏。这是杜甫诗歌文化地图上的一个亮点。

被安史叛军羁押长安期间,杜甫写的《哀江头》道:“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诗句对曲江宫殿的描写具有“诗史”实录的性质。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一书记载:“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圮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杜甫诗歌不经意成了后世曲江宫殿重建的催化剂和蓝图,而诗中蕴含的昔盛今衰之感,则让人惆怅不已。

滞留夔州期间,杜甫诗歌题材有所变化,除了不断反思唐王朝何以由盛转衰之外,也缅怀了宋玉、庾信和王昭君等历史人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治乱兴衰总是与人才问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都在长江三峡一带留下了胜迹。更重要的是,他们或者遭遇坎坷,不为世用;或者万里投荒,远离故国,与杜甫的人生经历不乏相似之处,自然引起了诗人的强烈共鸣。在杜甫缅怀的历史人物当中,最特别的当数诸葛亮。由于生前为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蜀地留下不少胜迹。杜甫“有怀胜迹增惆怅”,为诸葛亮写下了很多颂诗。在成都时,杜甫拜谒过武侯祠,写下了《蜀相》《诸葛庙》;在夔州又写了《武侯庙》《谒先主庙》《八阵图》《古柏行》以及《咏怀古迹》其四、其五等,在深情咏叹中,杜甫对诸葛亮给予了崇高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因为诸葛亮才能卓越,品德高尚,受命于危难之际,让蜀国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杜甫心目中完美的人物。陆游就曾指出,杜甫“落魄巴蜀,感汉昭烈帝、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前半生因为天下太平,主动外出游历;后半生遭逢“安史之乱”,被迫在异乡的道路上“抱疾屡迁移”。杜甫行履所至的地域十分广泛,致使其笔下的地域文化也具有多元性,除了作为主调的中原文化外,还有作为配调的吴越文化、齐鲁文化、陇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以及荆湘文化等。在“行行重行行”的过程中,尽管流落饥寒,备尝苦涩,杜甫却将自己的生命感受写成了最美的诗歌,表达了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也绘就了一幅中华地域文化地图。元好问说“少陵自有连城璧”,诚非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