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军君

童年的“我”，坐着继父赶的马车去往一个叫什拉文格的村庄，去看雒文老师。最终，我见到了醉酒的雒老师，一种莫名的郁闷却郁积在了“我”心中。

这就是《我要去什拉文格》，是阿连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哈达图》的第三篇。

小说一上来情绪就显得很激动。“我”恨不得向整个草原宣布：我要去什拉文格。情绪激动的缘由有两个：一个是听发音，什拉文格就是个神气十足的地方；二是雒老师家住在什拉文格。显然，这两个原因都与文化有关。发音就是语音，属于语文范畴。

这两个理由不合情理。《一个人的哈达图》给我们提供了小说的社会背景，小说写的内容的时间区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那个时代，一个封闭的小村庄的孩子怎么会由于渴求文化而去做一次旅行呢？当时的学校教育是什么？学工学农，兼学别样，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学校并不提倡学生坐在教室里上课。这是历史常识。另一个社会常识告诉我们，那个时期正逢“文革”，社会动荡，生活困难，人们普遍地填不饱肚子。在小说中，这两个方面都有书写。

不要小看这个不合情理，正是这个不合情理，小说从一开始，“我”的形象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草原女孩。

在小说开始阶段，“我要去什拉文格”其实只是一个讯息。“我”迟迟没有上路，而是回忆“我”母亲和雒老师家曾经的交往。写母亲口是心非是对文化的态度，母亲口口声声厌恶文化、否定文化，心里头却热爱文化，母亲骨子里是一个持读书有用论立场的人。而我父亲家族因为有文化“死的死，散的散”，吃尽了文化的苦头，可是，我父亲仍旧是读书有用论者。接下来，阿连写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烈日炎炎的中午，“我”为了读书，悄然跑到雒老师家里偷偷阅读《少年报》，在雒老师一家人午睡的鼻息中，“我”安宁而幸福。这件事情，“我”不是做过一次，是许多次。请注意，“宁静而幸福”，这种状态体验来自于年幼且粗通文字的“我”。为什么说“我”识字很少？阿连告诉我们说：“我顺手就拿下来一张《少年报》。首先打开最后一版的漫画，是连载的《虎子的故事》。”既然“我”在书报中找到“宁静而幸福”，那么，“我”面对的社会一定是嘈杂的，痛苦的。这是“文革”给懵懂的“我”带来的现实体验。好的文学作品还真需要有文化积淀的读者去阅读。你看，阿连有一个字提到“文革”吗？有一句话提到“文革”造成的文化荒芜了吗？只字未提。但是，同时，阿连又的的确确都写了。优秀的小说只呈现，只传递。

在小说开头，阿连还写了一件怪事，“我”问旺哥：“人是从哪里来的？”，这虽然是一个哲学命题，结合小说给出的语境，我们只能解读成这是文化学的溯源性追问。

由此，我们断定这是一篇关于文化的小说，具体说，是一篇关于支流的文化与当时的主流文化相对抗的小说。“文革”可能会“革”掉当时体制内文化的“命”，却无力撼动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乡野文化。因为乡野文化有“根”，它来自“大大妈妈的大大妈妈，再往上，再往上。”这个就叫文化的薪火相传，文化是中国人血脉中的东西呀。

阿连终于套起了她的马车。可是，小说行进的速度缓慢，情绪却是轻盈的、唯美的，充满了童趣。阿连采用叙事写抒情，这个很难，对写作的技术要求很高。她说：“兔子和老虎赛跑，老虎是一丈一丈地跑，而兔子是五尺五尺又五尺。”她说：“短促而硬的风，很凌厉，能刮黑姑娘的脸。”可是“我”一点也不担心，“我觉得那天的风，是细而软的”,“好看又温暖”。这分明是写“我”急迫赶往什拉文格的心驰神往。

阿连还写了散落的羊群，悠闲飘荡的云朵，各式各样蓝色的花，变换着阵型的雁群……当然，中间还夹杂着其它斑斓内容。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文字只是小说的点缀，这其实是小说文本的生态。它们决定着小说的幅度和体量，没有小说的纵深，这种参差写法形成的延宕解决了小说形态的拘泥。小说中诗意地表达并不是精致的遣词造句，而是精神高度的艺术表现。当然，还有更深邃的意思，阿连用大自然原始的美丽对抗“文革”时期人文环境的丑陋。人类生活无非由人文和自然两个系统组成。当文化以革命的名义冲击人文环境，民间非主流文化依旧作着强劲有力的本能抵御，这才是阿连想要表达的思想。我经常把小说创作比作包饺子，皮要包住馅儿，但不能厚，还要经得住煮。皮薄，容易露馅儿；皮厚，口感不好。皮是小说的外在形式，表现手法；馅儿是思想内核，精神气象。深邃不是叫人看不懂，故意为难读者，恰恰相反，深邃在语言的运用上是“写山还是山，写水还是水”，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它的及物名词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了变化，显出广阔。其次，深邃一定是内敛的，耐嚼，经得起细品、回味，有了纵深。这么说吧，你喝一壶陈年老酒，后口里的感觉就是小说中的深邃。深邃在小说中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辐射，它影响小说的厚度，让小说产生了立体效果而不再是显出单薄，是能够回味的东西。

阿连的马车到达西河。在西河，马车做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停留。

“西河供销社比哈达图供销社大多了。”商品让“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阿连要写什么呢？“我”的家境，贫困。为什么写贫困？骨子里还是民间的文化。我发誓，我一点儿也没有强词夺理，过度解读。在一篇好的小说里面，它书写的内容一定是相互兼容的，尤其是短篇小说。作者表达的东西过多，小说就会散架，内部秩序就会混乱，也就是内分泌紊乱，这是常识。贫困和民间的文化还有关联？当然。做人要有大局观，写小说也要有大局观。《我要去什拉文格》的大局观就是写民间的文化强大，这是阿连的诉求，是文本告诉我们的，不容一点质疑。在这个地方，阿连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出色-----文化在乡野；真正的文化与贫富无关，它深植于底层民众的血液之中。民间的文化就像野草，烧它不死。运动只能“革”掉体制内脆弱如雒老师之类的“命”。正如“赵树理文学奖”颁奖词给《一个人的哈达图》的评语：“深情地书写出这片土地对人的馈赠和养育”，这里头自然也包含了土地对文化的馈赠与养育。

太阳有点偏西，阿连的马车到达了什拉文格。真实的什拉文格与“我”想象中的样子天差地别，“比哈达图大不了多少，都是些泥房子”，这是写村貌。屋子里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凄烟冷火”，没有丝毫烟火气息，哪里还有人的丝毫气息，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阴冷。继大爹原本是银匠，“手艺精湛，靠着手艺娶过了媳妇”。眼下，王银匠继大爹早已经不打银器了，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可是他不太会种地，所以日子过得不成样子。“不打银器”是政策不允许，“文革”不只是“革”文化的“命”，还“革”资本主义尾巴，于是，王银匠的手艺也被“革”掉。“凄烟冷火”四个字，一句典型的白描，写尽了文革时期草原乡村人家的凄凉景象，这是对“文革”的控诉。“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不动声色中表达思想、情感，这就是深邃。

阿连是心细的作家。心细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叙事清晰，前后文照应得好。当初，“我”为什么要去什拉文格，阿连给出两个理由，现在，第一个理由站不住脚了，什拉文格一点也不神气，而是一派萧索，令“我”沮丧。第二个理由，见文化人雒老师，他曾经是哈达图村里独一无二的文化人。这里，小说中第一次交代了雒老师的大名：雒文。千万不要轻易放过小说人物的命名，借人物名号以喻物寓意的笔法被许多作家使用过。雒文，人家职业是老师，文化人，名字里头又带了文，人家就是文化人里面的文化人，大文化人。从后面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确定，雒文老师是体制内的教师，吃财政，因为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从巴盟发配到哈达图，再到什拉文格，也就是从城市到乡村下放改造。“我”在哈达图见到的雒老师“温文尔雅、膀大腰圆”，是“英俊男人”。“我”在什拉文格见到的却是“躺在草丛里，不肯起来”，“经常醉麻糊涂”，完全是脆弱的、不堪的自我逃避的“酒鬼”。导致如此巨大改变的根源，是“文化”“革”了文化人雒文的“命”。面对“醉鬼”雒文老师，“我”的态度是“满是心疼”。心疼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情感倾向。在这里，“我”这个民间的文化的小精灵再次显示出强大。“文革”只能“革”掉脆弱如雒老师一样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命”，根植于乡野的中华民族的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我又记起了阿连的马车，到了什拉文格，见到了继大爹，马车放在继大爹的院子里，马被喜喜找了个草好的地方觅出去了。为什么我老提到这辆马车？因为《我要去什拉文格》的故事情节始终被小说中的这辆马车的行程和节奏控制着。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惊天的消息：什拉文格的汉语意思是黄色的阳坡。它唯美，抒情。可是，阿连一再申明“至今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拉文格）是什么意思。”这其中深藏着作家杰出的审美。

提一个小问题：“我”去什拉文格，阿连为什么设计的交通工具是马车，而不是火车，不是牛车呢？

我告诉你答案，选择交通工具不是小事，它几乎关系到小说内部的基本秩序和作家的叙事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