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平(1897--1928)原名张秉铨，乳名八八，化名张农、张石州，字叔平，山西省永宁州大武镇（今方山县大武镇）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8岁时，父兄省吃俭用，将他送入本村私塾。张叔平性格坚毅，勤奋好学，深受师友的嘉许。然而因家境窘困，14岁那年被迫中途辍学，回家务农。

1914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张叔平考入离石县立高等小学（贺昌中学前身），开始接触到《康梁文抄》《孙文学说》《章太炎文集》等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书籍，逐渐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为登基称帝，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离石，张叔平愤慨万分，他和同学罢课示威，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

1917年，张叔平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很快结识了王振翼、高君宇、贺昌等革命青年，受到了进步思潮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反复认真地研究、分析各种主义，执着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波及太原，山西大学、第一中学等11所大、中学校的师生立即行动起来，于5月7日成立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叔平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参加了学生联合组织的讲演团，宣传、发动广大市民和商业界爱国人士查禁日货，举行罢市，迫使山西当局答应了向北京政府转呈学生会关于“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爱国要求的通电。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张叔平协助中阳人雷梦麟（瑞尼）将原来的天津大公报太原分馆改组为觉民派报社，除代销本省各报及《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京、津、沪、汉及香港、新加坡等地报刊外，还销售《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张叔平还利用假期探家之际，在离石城内开办了觉民书社，销售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潮，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一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协助同乡好友任定国在大武镇办起了方山县第一所高级小学。

1924年，太原团地委进行改选，张叔平被选为团地委员，并于同年夏天经高君宇、王振翼介绍，被吸收为中央候补党员，和侯士敏、李毓棠、潘恩溥等组成了太原第一个党的小组。这年暑假，高君宇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由北京返抵太原，筹建山西地方党的组织，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刚刚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张叔平被选为支部书记，傅懋恭（即彭真）、纪挺梓任委员。

1925年2月，张叔平和马鸣鄂、阎玉珍作为山西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会议期间，张叔平和高君宇数次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不久，高君宇和孙中山在北京相继病逝。张叔平返回山西后，于3月24日在文庙召开追悼孙中山、高君宇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苗培成等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张叔平当即予以批驳。他严正指出：任何阻挠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都有违总理遗训，有害国民革命。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及一切进步人士团结一致，把革命大业进行到底。在张叔平等共产党员的努力下，1925年秋天，国共两党共同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临时省党部，在省党部的七个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占三席。从此，山西省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

9月18日，在张叔平的主持下，山西雪耻会在新华舞台举行市民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段祺瑞政府和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压迫工人学生的通电，从而把山西革命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1925年冬由于全国革命高潮的出现，迫切需要干部，太原党组遵照中央指示，先后输送宋熹等同志，入黄埔军校；纪挺梓、李毓棠等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傅懋恭调正太路总工会工作；张叔平也于1925年底奉命调离山西。

1926年年初，张叔平经北京来到十里洋场的黄浦江畔，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亦称中共江浙区委）杨树浦区部委书记，以报馆的记者身份开展革命工作。

为便于工作开展，组织上选派老怡和纱厂女工、共青团员范介宝到区委机关，与张叔平假扮夫妻，协助张叔平工作；范介宝的姐姐范介梅和姐夫陈定观（陈良）在区委任交通员。他们四人组成一个家庭，以此作掩护，在司文里秘密开展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形势急剧恶化。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将张叔平调往杭州。5月间，张叔平化名张农，偕同爱人范介宝（他们在杨树浦区部委工作时已结婚）、妻姐范介梅和姐夫陈定观到达杭州，根据党中央和江浙区委的指示，筹组浙江省委。6月间，浙江省委正式成立，庄文恭任书记，赵济猛任宣传部长，张叔平任组织部长兼工人部部长。

不久，省委书记庄文恭因病请假，省委工作由张叔平主持，省委机关由民权路迁至下城万安桥弄口，工作方针是：“整理内部，加强教育，以培养恢复力量，听候中央新的政策和方针。”在张叔平的主持下，浙江省委通过杭州的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惩处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使白色恐怖下的广大人民深受鼓舞。

不久，由于叛徒葛耀祖（葛潜）的出卖，杭州市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接着，张叔平夫妇和陈定观夫妇也被捕，关进杭州陆军监狱。

在张叔平被捕的当天晚上，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科科长何秉达即亲自审讯。张叔平化名张石州，坚称自己是上海老怡和纱厂的职员，携眷属来杭州游览。何秉达见威胁利诱均无效果，即命令对张叔平严刑拷打，但是，任凭敌人施用压杠子、坐电椅、灌辣椒、上老虎凳等酷刑，张叔平始终坚不吐实。虽然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双腿压断，几次昏死，但苏醒后仍怒骂不止。

敌人见张叔平宁死不屈，就想在范介宝身上打开缺口，他们故意把浑身血肉模糊、双腿被压断的张叔平拉来与妻子见面。范介宝见亲人被折磨成这副样子，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张叔平却安慰她说：“这不是流泪的地方，也不是流泪的时候。”他暗示妻子：“这次真不该带你来杭州游览，凭空惹下这场麻烦。”机敏的范介宝立刻领会到张叔平的意思，做好了应付敌人审讯的准备。敌人施尽诡计，也没有从她口中套出任何东西，只好把她押回女牢。

张叔平等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中共江浙区委立即派人由上海赶赴杭州，积极进行营救。经过努力，将范介宝姐妹保释出狱。

范介宝姐妹出狱后，张叔平被叛徒葛耀祖指认，身份已经暴露，自知不免于难，乃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利用庭审、放风等一切机会，揭露和痛斥敌人，并和先后被捕入狱的赵济猛、王政、胡公达等取得联系，领导难友进行斗争，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他还组织狱中难友学唱《国际歌》，为临刑就义的难友送行。

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决定秘密杀害张叔平等革命志士。张叔平得悉这一情况后，泰然自若，通过狱中难友给范介宝寄出一封绝笔信，嘱托妻子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代他向“母亲”（即党组织）致意，并转告“母亲和亲友”说：“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出国深造去了。”充分表现了张叔平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1928年1月20日深夜，敌人把张叔平、池耕襄（中共杭州县县委书记）等八位革命志士绑赴刑场，由何秉达亲自监刑。当池耕襄等七位志士倒在血泊中后，何秉达狞笑着对张叔平说：“张先生，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信仰共产主义的下场。不知此时张先生有何感想？”

张叔平愤怒地答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为共产主义哪怕抛头颅，为劳苦大众甘愿背十字架！”

“那好哇！我今天就成全你了！”何秉达狂叫一声，喝令刽子手把张叔平拉到城墙边，用八寸长的钯钉将张叔平双手钉在城墙上，接着用两枚长钉穿过张叔平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随着热血的喷涌，张叔平竭尽全力连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使全场的军警惊骇万分，准备钉住张叔平心窝的最后一枚长钉，也从刽子手颤抖的手中掉到了地上。一向以“杀人魔王”自称的何秉达也惊得脸色灰白，连声狂叫：“开枪！快开枪哪！”一阵枪声过后，张叔平烈士像尊大理石塑像似的紧贴在墙壁上。

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张叔平，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青春的热血，谱写了共产党人的不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