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笔写作，大约是在上初中六七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全是一些“枯燥乏味”的文章，忽然有一天，黑板上写满了语法修辞及各种例句，就像清泉流进干涸的心田，我如获至宝，一字不落全抄在笔记本上。这是时任我们语文学科的张一老师，抛开课本，为我们班开的小灶。张老师为我们打开一扇小窗，我第一次发现文字如此美妙。从此，别的同学发愁写作文，而我一个星期就盼那两节作文课。有一次，所有同学的作文本全发下来了，唯独没有我的，正自纳闷，忽听老师叫我去办公室。儒雅的杨万选老师坐在宽大而又简陋的办公桌后面，桌上放着我的作文本。那天，杨老师谈了好多，从作文的选材到主题的提炼，仿佛还提到小说的写作。不久，我的短篇小说《小翠》，就贴在年级的宣传栏里。那时候作业很少，又有大把的时间，凡是弄到手的书全看，简装本上中下《红楼梦》、《青春之歌》、《简·爱》……。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多愁善感的才情女子林黛玉，敢于冲破封建牢笼的奇女子林道静，还有自尊自爱不向命运屈服的简·爱……。没书看的日子，就喜欢一个人躲在安静处写写划划。《和小学生谈礼貌》的一篇短文，乘着一页信封飞到县广播站，并且在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匣子里播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投稿，第一次听到广播里传出我的名字，就像一粒神奇的种子在我心田生根发芽，呼吸着无忧无虑的空气快乐地生长。我想，那时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功课渐渐紧张起来，我也在偏科的路上愈跑愈远。人在数学课堂上坐着，脑子里却在构思我的小说。《大海的一滴浪花》，又乘着一页信封悄悄地飞往《山西日报》编辑部。从此，与从未谋面的《山西日报》编辑老师结缘，每个月都会收到《山西日报》邮来的内部学习资料。可是那时候，我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太想写新闻报道，也不知道《山西日报》还有副刊可以发表小说，所以再没有往《山西日报》投过槁，可是每个月我总会按时收到《山西日报》邮来的学习资料。直至后来，由于我严重偏科高考落榜回家，学校还会如期收到《山西日报》邮给我的学习资料。我至今想起这件事，心里充满深深的内疚和满满的感动。

落榜的那段日子，我报名参加《山西青年》主办的刊授大学学习，专修汉语言文学。当时，文水文化馆编辑出刊的报纸《山花》上，不时有我的小说和散文发表。那段日子我正看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日记》，受其影响写了《徘徊者的脚印》——一个落榜女青年的日记。《山花》编辑郭建民老师，戏称我为“小丁玲”。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杜源把我的一篇短篇小说推荐到《吕梁文艺》（《吕梁文学》的前身）编辑部。于是同年冬天，我收到《吕梁文艺》编缉部通知我参加笔会的信笺。笔会由吕梁文联主席权文学老师和文联副主席彭化高老师亲自带队。参加笔会的十三名作者，来自吕梁十三个县。笔会地点选在刘胡兰纪念馆。冬天的陵园非常安静，除了少数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游人。权老师一囗普通话，很幽默，当时已是知名作家；彭老师则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白净、斯文、清癯，戴一副近视眼镜，多才多艺。做梦也想不到，这两位老师竟改变了我的命运。

二十天的笔会，几乎是全封闭式的。就作者的习作，两位老师隔三岔五组织研讨，气氛非常活跃，直到大家全拿出比较满意的作品。然后转到杏花酒厂，邀请省作协副主席周宗奇老师、张石山老师、韩石山老师，还有《晋阳文艺》编辑胡经伦老师等著名的作家和编辑 ，来为我们讲课。

这次为期将近一个月的笔会，在吕梁文联来说是第一次，更是最见成效的一次。《吕梁文艺》为十三位作者的作品出了一期专刊。对我来说，像是从一个狭小的天井走到一片开阔的田野，插上了一双稚嫩的翅膀，跃跃欲试。一叶嫩芽钻出干裂的土地，有人为它引来救命的甘霖，为它除草施肥，给它阳光，使它得以在春寒料峭的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生长。

开栅，是我的家乡，是吕梁第一大村，也是镇所在地。 那时的开栅山青水秀，沃野遍地，一抹青山把村子温柔地揽在怀中，面前是长流不息的文峪河水与307国道呈十字把村子分割开来。有数不清的美丽传说在村子的角落里、田野上，在村人的饭碗边、香烟上传播游荡……。有汉槐，有庙宇，还有炮楼遗址，以及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环境，为开栅增添了迷人的魅力。更有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林徽音和梁思成的晋汾考察，为开栅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来到了文水县开栅镇，她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

1983年的秋天，吕梁文联副主席彭化高老师和《吕梁文艺》编辑兼诗人刘富云老师，来开栅采风，当时，就住在开栅村唯一的，非常简陋的小旅馆里。彭老师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是我敬重的老师，他平易近人，诙谐幽默，毫无文人的架子。刘老师当时还很年轻，他有着诗人的气质，常作沉思状。

白天，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在杜源老师的带领下，陪同两位老师在开栅采风；晚上，两位老师就在简陋的小旅舍写作。那时候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我们走遍了开栅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看到了曹孟德曾拴马于此，至今浓荫如盖的千年汉槐；建筑精美的文峪河十二眼石拱大桥；爬上了陡峭的高山爷；看到了有着美丽传说、植被茂密的虎喊沟；还有弹痕尚存的炮楼遗址默默诉说着，吕梁儿女抗日战争的英勇和艰辛……，这些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有幸与这三位老师同行，一路上谈人生、谈理想、谈写作、观景色，终身受益匪浅。就像茫茫夜色中亮起了一盏引路的明灯，年轻的心充满无限的活力……

认识蒋韵老师和李锐老师，是在一次吕梁文联召开的笔会上。蒋韵老师是我仰慕已久的女作家，她高考数学考了零分，而以优异的文科成绩被破格录取。当时，《山西日报》头版头条整版报道了蒋韵老师的事迹，令因偏科而落榜的我羡慕不已。一次讲课结束，我拿着新写的一篇中篇小说《星星的位置》，鼓足勇气敲开了蒋韵老师住处的门。蒋老师给我的小说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让我修改后直接去太原送给她。我后来送去的是另外一篇短篇小说《缓缓的脚步》。想不到我心中的女神，竟如此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将韵老师和李锐老师的家在《山西文学》编辑部后面的小二楼里。木质的楼梯，木质的地板，将老师坐在沙发上，给我削苹果，她白皙细长的手指，一直没断的苹果皮。她轻柔的话语，谆谆的教诲，还有充满书香气息的小屋，让我深深沉醉。多年后，这个画面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如同昨日。

记忆中，那是一个秋日。街门外忽然停下一辆绿色的吉普车，那个年代的吉普车可是奢侈品。车上下来的竟然是省作协副主席周宗奇老师，和《山西文学》副主编李锐老师。两位老师针对我的短篇小说《缓缓的脚步》，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并和蔼地问我：“一个星期可以修改好吗？”我信心十足地答道：“行”。二位前辈临行前，叮嘱母亲：“以后让姑娘少干点家务，多看点书”。老师的鼓励给了我无穷的力量，特别是在我生命最黑暗最低潮的时候。

三天后，我带着我修改后的小说，怀着忐忑的心送到《山西文学》编辑部。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山西文学》新人新作栏目。这篇小说竟成为文水率先打入省刊的作品。接下来，便有作品陆陆续续发表在《山西文学》《太原文艺》《吕梁文艺》和县里的一些刊物上。

大约是一九八九年，吕梁文联举办的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的小说评奖，并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我的短篇小说《缓缓的脚步》获得了二等奖。行署领导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吕梁文联领导拿着“为张秀梅同志农转非的请示报告”，请专管人事的专员姚新章签了字。很快，地区公安处开出了为我农转非的“戴帽”指标136号文件。由于我的户囗属于文水，所以指标由我交由文水县公安局办理，这一办就是整整二年。一次吕梁文联在文水召开笔会，带队的彭化高老师听说此事，一向斯文的他气得手拍沙发站起来：“这是大红公章的正式文件，难道是胡萝卜刻的？！”漫长的两年，户口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户口的重要性，那时候的农村和城市仿佛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市民户口就像是一把打开幸福之门的金钥匙，城市生活是无数农村年轻人的梦想。地区文联和县文联的领导，深感基层写作者的艰难和不易，为了让我有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又在为我的工作努力，彭化高老师给当时的文水县委书记，和县长写信，希望解决我的工作问题。文水文联主席蔚学高老师，想让我去县文联工作，开出接受证并亲自领着我，找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县长。吕梁文联主席权文学老师，时任地区计委主任的师百韧老师，吕梁电视台导演牛建荣老师，文水文联主席孟养玉老师……，一个个我的文学前辈和老师，对我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记得有一次参加山西省文联举办的笔会，孙谦老师听说我是文水的老乡，他不坐电梯，和我走楼梯下楼，询问我的创作和生活，鼓励我多看书多创作。他质朴亲切的话语，至今言犹在耳。

“文学”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凡是踏入这片土地的人，灵魂也会变的高贵干净起来。我有幸踏入这片神奇的土地，有幸结识如此高贵的灵魂，我的生命和命运因此而改变。每每独坐陋室，回首这一路走来，遥想那些年我的文学前辈和老师，他（她）们和我非亲非故，只因我有一点点写作才华，便不遗余力地帮助我，扶植我，我心里满满的感恩，感激，感动。忽然有一种走在“空山新雨后”的林间，幽静，宁静，空气清新，赏心悦目。

致敬！那些年我的文学前辈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