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上)
□ 郭时键
学习中共党史,弘扬红色文化,传承吕梁精神,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思想文化战略。
我们临县郭家塔郭氏家族,从1925年起就有人参加了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后来的抗美援朝等战争,共有一百多人参加了革命和战争,为革命牺牲的有二十余人。
为了传承红色基因,了解党的奋斗历史,弘扬红色文化,现将本家族中几位代表人物的革命历程作一介绍,他们是我们家族的郭锡兰、郭生秀(王森)、郭洪涛。郭锡兰基本是红区工作的干部,一直只用一个名字;郭生秀是白区(新中国成立前)工作的干部,用了好几十个名字;郭洪涛是红、白两区(新中国成立前)都工作过的干部,共用了四个名字,他们最后都成长为省部级干部。
他们身上具备的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不变灵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家之宝。
郭锡兰:红区优秀革命工作者
郭锡兰,1919年出生在临县,兄弟姐妹共八人,弟兄三人中排行老二。他自幼勤奋好学、禀赋过人,被晚清秀才、家族中的叔叔郭兆昌看在眼里,力劝其父郭兆乐送其赴县城深造。于是郭锡兰到了县第一高级小学就读。在学校,郭锡兰虚心求教,品学兼优,思想开阔,喜读新书。课余时间,经常涉猎各种进步刊物,对时事政治尤为关心。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成立了山西省学生抗日联合救国会,声讨日寇侵略罪行和抗议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13岁的郭锡兰,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抑制日货、开展募捐等,做了不少工作。
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东征来到了临县白文,17岁的郭锡兰深深为之鼓舞,他为中国有这样一支抗日救亡的军队,心驰神往,对阎锡山联蒋“剿共”的行为深恶痛绝。这年冬季,在临县三交二高小进步老师段允中的指导下,郭锡兰迈向抗日救国前线,与进步青年王建奎、刘侵宵等一起参加了抗日先锋队,开赴绥远,参加了绥东抗战。后因眼睛高度近视,夜行军摔到深沟里,部队领导劝其回家乡工作。
返回临县后,1937年3月,他当了小学教师,和苗志岚一起在小甲头教书,他是小甲头编村国民小学校长。同年7月,牺盟会员李西苑以县督学的便利身份,在县小学教员集训期间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培训骨干。李西苑组织进步教师高闻天、刘相迁、贺要挺等组成小教训练委员会,加强集训的领导力量。这次集训学习阎锡山当局印发的材料,其中省牺盟总会印发的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材料成为教师们的抢手读物。训练委员会还邀请社会知名进步人士作形势报告,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牺盟会“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一时间传遍县城。进步教师郭锡兰、李士彬、杨万选等成为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力量。
1938年3月,郭锡兰、苗志岚与来到小甲头担任四区牺盟会干部的冯文耀,三人一起宣传并组织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回赎被地主抵押走的贫农的土地。稍后,冯文耀和区委的杨光昌介绍郭锡兰入了党。
1938年8月郭锡兰与杨光昌又一起介绍郝纯舟同志入党,不久组成中共临县第四区小甲头行政村第一个地下党支部,郭锡兰任支部书记,郝纯舟任组织委员,苗志岚任宣传委员。10月初,郭锡兰调任四区任宣传部部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牺盟会贯彻下去。
1939年后半年,阎锡山下令停发牺盟会等革命组织的经费,于是四区在曲峪镇开设了商店——牺盟合作社,来赚取革命经费。同时,对各编村的自卫队进行集训。
1940年1月6日,新的临县县政府成立,郭锡兰任临县四区(兔坂)区长(书记是冯文耀)。他们领导发动全区人民,削弱封建剥削,组织农民大力发展生产。本年冬季,区里成立游击中队,初期有队员16名。不久,游击队指导员冯文耀、郭锡兰和四名队员进行了一次战斗,取得了胜利,缴获一匹活马和一匹死马,两驮战利品。在到开化村向地委书记白坚汇报工作的途中,郭锡兰连人带马跌到沟里,所幸轻度受伤。郭锡兰不顾伤病,仍日夜操劳,直到反扫荡胜利一个月后,他的腿伤才恢复正常。
在行政工作方面,按照县政府的会议精神,从春耕准备发动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同时进行“四大动员”:即动员农民参军、妇女做军鞋、地主富农献粮献款、富裕人家捐款。在组织全区农民生产的过程中,郭锡兰和所有干部也下地劳动,开荒种地,解决粮菜不足,同时又要对付日寇“三光政策”进行反“扫荡”。经过三年艰苦认真地工作,生产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保证了军用民食,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当时区干部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衣物被褥全靠家里供给,政府发点吃饭的钱,下乡吃饭住在农民家中,走时交伙食费和粮票。为了吃饱肚子,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副食蔬菜困难。
1943年12月到1944年9月,郭锡兰调任临南县代县长,同时也是中共临南县委委员(1943年12月——1945年春),1944年8月到1945年春任临南县委宣传部长。这期间,在全县各级党政干部努力下,农副业生产蒸蒸日上,全边区征收公粮每年十八石,连续三年临县的征粮占到晋绥全区一半以上,边区首长赞誉临县是晋绥边区的乌克兰。
1945年4月,郭锡兰调任晋绥一中担任副校长,为培养党的后备干部辛勤工作。1946年9月,吕梁公学改为吕梁党校,郭锡兰又任党校部主任,这期间他对马列主义哲学进行了认真的学习研究,并以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影响与教育学员。
不久,又任吕梁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1949年底,郭锡兰随军南下,在西藏工作三十多年,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成为内地高级干部在边疆西藏工作时间最长的干部之一。
在郭锡兰的影响下,我们家族还有郭兆凤、郭友忠、郭友民、郭友义、郭锡祜、郭锡万等于1940年代参加了革命,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郭生秀:白区优秀革命工作者
1820年左右,族人郭志修因生活计迁居碛口西头村,生子郭昌厚,昌厚生子郭生芝、郭生秀。郭志修、郭昌厚、郭生芝祖孙三代在碛口百年老店“元盛兴”当装卸工。1907年12月16日郭生秀出生,1922年毕业于“碛口离临两等小学校”,随后到薛家湾村当教员,1924年,在牧师裴万铎资助下,上了汾阳铭义中学。在铭义中学,他改名郭维秀,1926年1月10日入党时改名王森,1930年出狱恢复党的关系后改名为郭元芝,1931年8月追赶红24军时化名为王太荣,1932初到临河县后改名为王石符,同年4月又改名为郭同春,6月改为郭佟春,1935年到宁夏工作时,改名为谷景春,1936年3月改名崔同鑫,1937年“七七事变”后,改名为王子祥。1938年3月改名为田立荣,同年7月在叛徒出卖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改名换姓投宿于英、法、意、日租界或官银号或北车站附近的各个旅店,用了多少名字,他自己也记不清了。1939年正月,冒名段富宽,同时又称高木先生。有时,他同时要叫几个名字,单线联系,与不同的接头人叫不同的名字,如他在叫王子祥的同时,又叫王瑞恒。
在几十个名字中,他最终选择了入党时所取的名字——王森,作为终生用名,充分表明了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主义坚定信念。
在铭义中学,郭生秀接触到了进步刊物,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秘密听了张叔平同志的演讲,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革命运动,1926年1月10日,在韩寿萱和李伯生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加入汾阳地方委员会,负责县团委工作。1926年下半年,和李伯生一起回到碛口,发展党员,建立起了临县第一个党支部——碛口镇西头支部,陈九如任支书。后来,又连续建起了刘家会小组、索达干小组、招贤矿区小组、孟门枣峁小组,点燃了临县等地的革命火种。由于叛徒武子程告发,1928年下半年,王森被学校开除。1928年10月,任汾阳第一任县委书记,大力发展工人同志入党。12月25日夜被捕,不屈不挠,不为敌人所利诱,1929年出狱。1930年,恢复了党的关系,1931年春夏之交,山西特委派他到晋中、晋西北七八个县寻找各地与上级党失掉联系的地方党组织和党员,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地方党组织,并担任与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联络工作。他与同志们一道,建立新的秘密交通联络点,在临县碛口镇组建中共临县工委,为开展吕梁山区工农武装斗争做了大量工作。1932年春,王森同志接受上级党委指示,前往绥远河套地区开辟党的地下工作,组建中共临河县委,并担任第一任书记。在敌强我弱的恶劣环境中,多次遇险,王森同志将生命置之度外,坚持发动农民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组建革命武装队伍,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恶势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4年至1935年,王森同志奉命在宁夏及甘肃兰州、武威等地开辟党的工作,组建宁夏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期间妻子被捕,他本人几乎被抓。从1936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王森同志长期担任平津地下抗日小组组长,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带领战友们历尽艰险,出生入死,搜集了大量敌方情报,多次炸毁日军舰船、军火库,炸翻日军列车,英勇果敢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从事地下工作中,他当过驴贩子、种牛痘的医生、医院副院长、拉房钎的、摆地摊卖红果的、掌勺的大师傅、装卸工、三个工厂的总经理、黄河上的拉船的、店铺的掌柜、大街上拉洋车的、开煤车司机、三次假扮夫妻组成家庭等等。1939年5月1日,在炸翻鬼子的列车后,再次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40年3月方得出狱。
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他率领同志们,提着脑袋,在腥风血雨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革命斗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信念,两次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面对反动派的疯狂迫害,他机智勇敢,依靠群众,顽强斗争,像星星之火,走到哪里,就把革命之火点燃到那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1950年任国家贸易部对外贸易司亚洲处处长、中国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轻工业总公司首任经理。不久,又调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1956年调到北京文联当了专职作家,出版了六本书。1960年调到外交部,1961年春任驻丹麦特命全权大使。1964年回国,1965年1月任中科院651设计院党委书记,1970年4月24日,见证了东方红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1979年任国务院参事(正部级待遇),1987年离休。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平日粗茶淡饭,生活极为简朴,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2008年3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他临终留下遗言,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捐献给北京医院作病理解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捐给了母校——碛口中学。